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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展

商中期铜爵杯
高 H 14.5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Cup Mid ShangDynasty(Approximately B.C.1617-Approximately B.C.1273) H 14.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青铜器（Bronze Ware）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铅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

青铜器的使用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土耳其和伊拉克地区，在叙利亚古代TellRamad遗址也出土了早期铜珠等。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马家窑至秦汉时期，以商周时期的器物最为精美，在中国仰韶文化早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

商晚期饕餮纹青铜觚
高 H 26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taotie" pattern Gu Late Shang Dynasty(Approximately B.C.1044-Approximately B.C.1046) H 26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中国青铜器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增多，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史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五千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商早期青铜盉
高 H 21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he Early Shang Dynasty(Approximately B.C.1617-Approximately B.C.1273) H 21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土耳其东部的的卡萤泰佩遗址发现距今10000年的自然铜制品，并经退火处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铜制品，未经冶炼，为自然铜加工而成。

随后的2000年中，金属铜出现于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核心地区以外的地方，如叙利亚西南部的TellRamad遗址和伊朗西南部AliKosh遗址出土的铜珠等，并于距今8000年传播到巴基斯坦中部的Mehrgarh地区。与此同时，土耳其中部发现了融化或熔炼坩埚，这标志着真正的冶铜技术的出现，但学术界仍有争议。

商晚期青铜凤鸟纹爵
高 H 17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Phoenix bird pattern Jue Late Shang Dynasty(Approximately B.C.1044-Approximately B.C.1046) H 17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新的研究表明，东欧塞尔维亚早在距今7000年前即开始青铜冶炼，这项工作提出本地可能存在铜冶炼起源的独立中心，可挑战欧亚大陆的铜冶炼技术单一地点起源的模式。在塞尔维亚发现的少数铜块和炉渣，经检测为人工冶炼所得。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青铜冶炼”技术。

距今6000年左右，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冶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扩散到周边地区，这一地区普遍出现低水平砷铜。距今5500年，普遍开始有意识地生产砷铜等铜合金。距今5000年左右，西南亚出现了锡青铜，几百年后，欧洲中部和亚洲中部也出现了青铜的浇铸，标志着冶金技术的一大飞跃。

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铜制品是来自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残片，经检测为冶炼所得，距今6500至6700年历史。

商早期饕餮纹青铜鬲
高 H 15.5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Ge Early Shang Dynasty(Approximately B.C.1617-Approximately B.C.1273) H 15.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已知的中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从考古资料来看，土耳其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铜金属冶炼技术的地区，中国相对稍晚却紧跟其后。虽然中国青铜冶炼技术掌握时间略晚，就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青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相媲美。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青铜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中国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化的骄傲。

商代夔龙蝉纹青铜鬲鼎
高 H 19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tripod Shang Dynasty(Approximately B.C.1600-Approximately B.C.1046) H 19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青铜器的分类

中国青铜器的社会功能进行分类，把青铜器分为礼器、重器、葬器、日用器。

礼器：商周奴隶主崇神鬼、重祭祀、行巫术，将几件大型青铜器按一定的方式组合为“礼乐之制”，作为王权、名位以及国威的标志和象征。青铜礼器由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组成，在使用排列上有浓重的巫术色彩。

重器：单件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其上铸有铭文，专门用来记载某件大事，或颂扬先王、先祖的功德，都叫“重器”。铭文长的青铜器都是重器。

明器：即“神明”之器。古人认为人死亡而灵魂不灭，要在另一个世界中重新生活，所以商周奴隶主贵族盛行厚葬，将生前喜爱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均随葬入墓。青铜殉葬礼器一般由鼎，簋、豆、壶、弇（或盉）组成，等级不同的贵族用器数量都有规定。但这种明器不同于后世专门制作的殉葬用器，仍为礼器。

在古人心目中，青铜器有两种基本功能或用途，一是“纳（内）、入”，即盛装物件；另一个是“设”，即陈设布列。《礼记·礼器》说得很明确：“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郑玄注：“金炤物，金有两义，先入后设。”　

纳是青铜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而纳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纳对象即古文献所谓“实物（所实之物）”，就是上面所说“三牲鱼腊”，“四时之和气”之属，实际就是牺牲（肉食）、黍稷（主食）以及酒醴之类祖先生前生活必需品。而其主要就是把诸如此类分别纳入鼎、簋、尊、彝等各类器物中，然后作以调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

西周牺形青铜尊
长 L 37cm 高 H 28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Cun Xizhou Dynasty(B.C.1046-B.C.771) L 37cm H 28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以“金示和”还有另一层或者说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炤物”或“象物”示和。《左传·宣公三年》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原来铸鼎，制作青铜器不仅用来盛装和调剂牺牲等给祖先奉献的礼物，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象物”，既在铜器外表刻画“物”的图像，通常所说铜器花纹实质就是图物象物。

那“物”是什么呢？答案其实非常简明。“物者，方物、神物也。”“物”也就是人们所崇拜的神灵，或者视之为自己祖先所由来的神物，有类于西方所谓“图腾”。当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陈擿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首次发明：“物即图腾”，可谓真知灼见。其实先秦文献所见诸多“物”字，很多都可以这样来理解。

西周饕餮纹青铜尊
高 H 25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Cun Xizhou Dynasty(B.C.1046-B.C.771) H 2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青铜器纹饰宗教意义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青铜器与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它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又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而变迁，是中国奴隶社会文化最为直接的体现。

奴隶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仰仗自然的恩泽而生存，同时又在无情残酷的自然现象面前，对不可知的物象产生了敬畏的观念及神秘的认识。人们在这种观念认识支配下，构造了“万物有灵”的形象世界。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出了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为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运动》）。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导致青铜艺术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

青铜器纹饰与原始宗教青铜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具有符号的意义，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所认同之物可以是具有图腾性质的物象也可以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神。

西周青铜凤鸟纹盨
尺寸 41×12.5×20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xu Xizhou Dynasty(B.C.1046-B.C.771) 41×12.5×20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图腾标记

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某一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视之为本氏族的亲属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如龙纹、夔龙纹、凤纹、蝉纹等。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青铜器时期，逐渐演变成夔龙纹、龙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图形装饰变化多样。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

凤纹同属具有图腾学渊源的纹饰，始于商，而盛行于周，这与凤鸣岐山而周兴似乎一致。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的，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最为飘逸美丽的纹饰。

西周青铜夔龙纹提粱卣
高 H 33.5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You Xizhou Dynasty(B.C.1046-B.C.771) H 33.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神灵崇拜

青铜器纹饰中宗教意味最浓的是饕餮纹，饕餮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于是有首无身便成了饕餮纹的一个特征。关于饕餮有各种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始社会图腾观念的遗留；一是认为它们是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或引申为“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仪器上的形象”。

在上古人类心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种种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或者朋友，有的是专与人类作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辟邪。如司母戊方鼎，它是以细密的云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面象征王权威严，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

驱神辟邪

在商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以神化了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抗争。商代的虎食人卣，铜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为了辟邪，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人兽相拥，人为作法巫师，还有的认为虎为神物，猛虎食人是“天人合一”。

装饰作用

青铜器中的自然物象多以变异的手段来表现，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这种纹饰曾被普遍用作填满所要装饰的环形装饰带及大面积的“地子”上，又被称为“地纹”。这种“变异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的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奴隶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的幻想。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龙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底纹，构成繁密复杂的图案，强烈的宗教情感在青铜器上凸现，神秘诡异，气势逼人。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凝重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人们审美水平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西周青铜饕餮纹出戟尊
高 H 32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taotie"Pattern Zun Xizhou Dynasty(B.C.1046-B.C.771) H 32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演变原因：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从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龙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

青铜器功能的变化引起纹饰的变革

商代和周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也有密切的关系。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和力量。

在古代人看来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

西周在铭青铜饕餮纹盉
宽 W 33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he Xizhou Dynasty(B.C.1046-B.C.771) W 33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青铜器则以礼乐器为主，用于“明贵贱，辨等列”“纪功烈，昭明德”。青铜器饕餮纹饰已退居次要地位，装饰形式也与前期的单独适合对称式不同，多运用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常常一个母题织成带状的连续、反复，整齐中求变化。其一唱三叹的形式，给人有条不紊的节奏、韵律之美。这和礼制观念强调等级与秩序密切联系，也与《诗经》叠章法的表现形式相似，于反复中，强化主旨，加强感染力。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的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

怪异的饕餮纹因不适于装饰日常生活用器，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无角小蛇互相穿插重叠，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的蟠螭纹。恰似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纠结蟠绕。这一时期频仍的战争，也使得人们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类社会及其自身命运，在青铜器纹饰上出现了以独幅绘画的章法表现社会、人事的内容、题材，如宴乐、攻战、采桑等，以剪影的形式组成画幅，生动、富丽，极具装饰性。总之，功能的演变使青铜器器型、纹饰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青铜彝器、礼器及其纹饰，随着其所负荷的政治、宗教意义的丧失而消亡。当虔诚的心理与特定的崇拜观念不复存在时，以饕餮纹为代表的神秘、狞厉的动物纹饰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及青铜器功能的变化，都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演变还与装饰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与匠师的创造心理及使用者的欣赏趣味等多种因素相联系。饕餮纹消失了，但其所承载的装饰观念与审美意识却长久地流动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对后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春秋青铜兽纹铭文钟
高 H 17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Animal pattern Bell ChunQiu Period(B.C.770-B.C.476) H 17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青铜器的纹饰

青铜器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有几何纹、动物纹等等，到商代中期和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的动物纹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的加工，产生的一种以幻想为主的动物纹饰。其中饕餮纹、龙纹、凤纹等占着主要的地位。

动物纹主要是以动物为原形而进行的动物图案装饰。动物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动物型，以尊最多，像象尊、羊尊、牛尊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生动；而另一类为想象动物型，多有鸟首兽尊、鸟兽纹四足光觥等，这类动物多是人们把一些动物典型的特征加以组合创造出来的，多恐怖、怪诞、神秘为主。

青铜器纹饰图案有哪些呢？青铜器纹饰图案的类型还是很多的，而且不同的图案有自己的特点。青铜器纹饰图案的类型包括了饕餮纹（或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圆涡纹、窃曲纹、波纹、蛟龙纹、蟠螭纹、螭虺纹、羽纹、四瓣花纹、云纹、勾连雷纹、连珠纹、各种动物（犀牛、鸮、兔、蝉、龟、鸟、象、虎、蛙、牛、羊、熊、猪等）纹、各种兽形纹、火纹、人物等。

1.亦称“兽面纹”。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纹样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凶兽饕餮的面形，图案多有变化。饕餮一词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多衬以云雷纹。西周后期以后逐渐推动主题纹饰的突出地位，常用仿器耳或器足上的装饰。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2.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表现为一爪的这样纹饰，又称为“蘧(kui)纹”或“夔龙纹”。

(1)爬行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鰭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多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

(2)卷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幡暑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

孔颖达的：“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部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

(3)双体龙纹：亦称“双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

(4)夔龙纹：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龙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战国青铜豆
高 H 19cm
格古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Bronze Dou Sengoku (B.C.475-B.C.221) H 19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3.凤鸟纹：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玄鸟就是商的图腾，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雁纹，是鸟纹中写实的形象，属春秋晚期北方的风格。凤鸟纹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

4. 蟠螭纹：民间有龙生九子，蟠和螭都是龙子的说法，而蟠则指“盘曲而伏”。古代表铜器上的蟠螭纹，其身体和腿似龙，而面部似兽。此纹于商、明、周，是春秋战国和汉代玉器上的主要纹饰。战国的蟠螭纹，圆眼大鼻，双线细眉，猫耳，颈粗大且弯曲，腿部的线条变弯曲，脚爪常上翘。身上多为阴线勾勒，尾部呈胶丝状阴刻线。汉代，眉上竖且内色，眼眶略有下坠，鼻梁出现了细线划纹，身体与战国时没有差别，只是尾部出现由两个卷纹只有三条腿。

南北朝时期，蟠螭眼睛稍长且有弯度，嘴边两腮多有凹槽，头上有的长角，有的无角，腿短，一般前腿只有一个，所以也是三条腿，有时，前腿伸出一点作为第四条腿，尾部的卷云纹较以前宽了一些。宋代，最大的特征是在鼻子下有一条很宽的阴线，极富立体感。

元代，蟠螭头额宽而高，其眉、眼、鼻、口都集中在整个面部的下方，仅占面部的三分之一，颈项低下，许多地方已被发毛掩住，上升、伏地、盘旋等形象，其气势磅礴，形态美观。直至清代，则出现了以前各个时代均未有的独特纹饰。

5.蟠虺纹：

蛇纹：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往往作为附饰缩得很小，有人认为是蚕纹。个别有作为主纹的，见于商代青铜器上。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

蟠虺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

6.云雷纹：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

7.涡纹：又称火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

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8.重环纹：由略呈椭圆的环组成纹带，环有一重、二重、三重，环的一侧形成两直角或锐角。有时也与其他纹饰相配出现。盛行于西周中、后期。

9.窃曲纹：是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图案，中间常填目纹，盛行于春秋战国。

10.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蟠螭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11.鸟纹：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多作为器物主题纹饰。

12.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13.蚕纹：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14.象纹：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15.鱼纹：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为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16.龟纹：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器底或盘内（详见第23页藏品）。

17.贝纹：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18.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图案。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图案作圆形的连续构图，称为云纹；有的图案作方形的连续构图，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19.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20.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在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可谓珍宝荟萃，争奇斗艳。

汉代青铜器

汉代青铜器产生于青铜时代的晚期，在我国青铜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体现出独特的设计思想和特征，具有卓越的科学功能，并对当今工艺设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汉代青铜器很多都是素纹，大部分还是铸造的，也有的花纹、铭文是用錾子雕刻的。比如汉代的鎏金杯子、奁、盒、碗等用具上的花纹，多是雕刻的。汉代以后至唐代的铜器，铸造的花纹很多，其中有镶嵌的铜、金、银器，并且也有了大、小焊的技术。

西汉初期（高祖至景帝），此时的青铜器，基本为素面。其鼎主要承自秦式，但一般三足更矮，呈盒形。壶有大小二型并存，大型壶腹下部略呈收缩之状，腹比秦壶要鼓，小型壶的腹部较瘦长，经常铸出变形螭纹。钫此时更流行，有的做得很讲究，通腹有镶嵌绿松石的三角云纹。

鍪和蒜头壶继续流行。日用器皿中，高灯多见，豆式熏炉盛行，带钩呈琵琶形、棒形，这时期最多见的用器是鼎、壶、钫、尊、熨斗、带钩、铜镜灯，古代照明器具。

青铜灯出现于战国时期，而盛行于汉代。最著名的当属长信宫灯了，灯的样式很多，较普通的是有圆盘，盘内有钎，盘下有柱，柱下有圈足，也有盘下作雁足状的，盘用来盛油或插烛。另有一种灯自铭为“行灯”，它圆盘边有把，盘下有三短足。青铜灯最富感染力的当属那些铸成人形、禽形、兽形、树形的艺术造型灯。

汉代青铜灯的应用已很普遍，是中国古代青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记：“汉高祖入咸阳宫，秦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衔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盈盈。”又记:“长安巧工丁缓，作恒满灯，九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从全国各地汉墓中，也出土了各种式样的青铜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古代灯具形象史料。

本馆藏品汉代东王公西王母铜镜为圆形、半圆钮、圆钮座。座外一周连珠纹，四枚带连珠纹座的乳钉将主纹分为四组，主题纹饰为高浮雕神人车马瑞兽：西王母、东王公对置而列，两侧各有二羽人相对相侍。一区为二马驾车向前奔驰，另一区为瑞兽凸睛张口作回顾状。主纹外一周短直线纹并铸有一圈铭文，边缘饰以云气间禽兽纹带。镜表呈色灰黑，局部呈银白色。

据史料记载，东王公与西王母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为悠久的神话人物。东王公又称“东王父、木公、扶桑大帝”，古书《东方经》云：“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翼”。西王母又称“金母、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

西王母最早见于《山海经》，起初认为西王母是界于人兽、人神之间的神仙。汉初成书的《淮南子》则把西王母美化成“执掌不死之神的吉祥神”。

汉代人以西王母为崇拜的偶像，这面铜镜就是印证。东汉的神仙人物，按照阴阳五行学说，有了一个阴神，必然有一个阳神，女神西王母为阴神，西方属金，故又名金母，与之相反，男神就应当叫东王公了，东方属木，故又称木公，在这种阴阳相互平衡制约的文化影响下，东王公与西王母往往同时出现。另外，在各种传说中，东王公的地位通常摆在西王母之前，画面中东王公居于左侧，西王母居于右侧，这是中国文化天尊地卑，男尊女从的封建意识的体现。

汉代铜器的制作和装饰手法，有捶打、刻画、模铸等几种。多采用鎏金、金银错、包金、金银扣、镶嵌玉石珠宝等诸种加工技巧，把器物装饰得格外富丽豪华。青铜器已经被广泛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完完全全的世俗化了。两汉铜器总的发展趋势是灵巧轻便、纹饰简素的器物日渐占据主要地位。增大了实用价值，降低了制作成本，简化了制作工序，从而降低了器物的价格，正因如此，青铜器才得以大量制作和普遍推广使用。

东汉以后墓葬出土的器物以瓷器为主，虽偶有铜器出土，也只是青铜文化末流的余韵，所以人们往往将汉代视为青铜器衰落期。这可能是由于精巧、美观的漆器与瓷器作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容器，有时要比青铜器更具有优越性，所以才有《盐铁论》中所说的“一文杯得铜杯十，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记载。但漆器易燃，而瓷器又易碎，所以诸如鼎、炉、灯、壶之类需要耐火和体量较大的器物，漆器与瓷器是无法取代青铜器的。

可见在汉代，青铜器虽然失去了一些功能，但还是继续传承了青铜文化，并开辟、拓宽了日常用具的新领域。中国青铜文化大约经历了2000余年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辉煌灿烂的道路，在总体文化中的青铜时代式微之时，汉代青铜工艺变得轻快、细腻、亲切，更适合于日常生活的需要，使我们看到青铜器末期的辉煌。

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还曾是犀牛的故乡。不仅数量多，品种也多，不光长江以南产犀牛，就是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上也曾经成群结队的出现过野生犀牛。中国人是最早认识犀牛也是最早利用犀牛的；远在夏商时期，华夏先民们在生存斗争中就捕猎过犀牛。当时人烟特别稀少，捕猎工具又非常原始，对犀牛的生存繁殖不会造成影响。

从河南北部的安阳殷墟小屯村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都曾出土过犀牛头骨。四川南部山区还有先民们画的犀牛岩画。中国不仅出产双角犀牛（苏门犀），还有大独角犀、小独角犀，各地区产的犀牛品种不同，有的适应了中原大地寒冷的气候，有的适应了华南酷热气候。据甲骨文记载，几代商王像武丁、帝辛都曾经捕猎过犀牛，最多的一次竞捕获过71头。商代人多爱饮酒，把捕来的犀牛角锯下来做成觚、觞、觯、觥等酒具，犀牛骨做成了匕，犀牛肉是上等莱肴，犀革制甲和盾。

商周及汉代留下来的青铜器有很多是仿照犀牛的形象铸造的，“犀牛灯”就是典型的双角犀造型，铸造非常写实而逼真，是一件汉代贵族使用的灯具。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简单的灯具承载火烛。至汉代，灯具制作进入辉煌时期，不仅形式种类多样，且大多造型优美，形象生动，在注重生活实用的同时，也兼顾了艺术审美与文化内涵。

本馆藏品以青铜制成，呈现出一头犀牛的形象，身材丰润饱满，四肢短小立地安稳，犀首自然朝向前方，面部的耳、目、鼻、口均有细致刻画，鼻端与头顶各立一只犀角，栩栩如生。犀牛后部后方为盖，可向上翻开立起作为烛台，简洁实用而不失美观。

来源：大阪著名金物商主人西川孙兵卫旧藏、矢野喜次郎继藏

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形辘轳镫”，《吉金耀采院藏历代铜器》P171

东汉青铜鍑的口沿上有双立耳，腹部呈筒形，圈足上有镂孔。青铜鍑适宜游牧时野炊之用，是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炊具，也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青铜鍑的使用范围广泛，从欧洲多瑙河流域到中国黄河流域的古代草原居民多有使用。西周时期，中国黄河流域的北方少数民族就已使用青铜鍑，6世纪以后，中国使用青铜鍑的现象逐渐消失。而在更北的地区，青铜鍑的使用则延伸到了8世纪。

参考：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大草原の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P135页第230号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