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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金属器展

宋双兽耳饕餮纹铜瓶
高 H 30.9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Double beast ears “taotie”Pattern Copper Bottle Song Dynast(960-1279) H 30.9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王朝在修订礼典制度过程中，崇尚复古，稽考先秦礼制。宋徽宗大观初年(公元1107年)，设置议礼局“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宋史·礼志二》)，标志了宋代官方大规模仿造青铜器的开始。

宋铜虺龙火纹钟
高 H 16.7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ragon Fire Pattern Bell Song Dynast(960-1279) H 16.7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由于朝廷“诏求天下古器”，因此各地盗掘古墓成风，商周青铜器的出土日益增多，新发现的古青铜器并未悉数进入宫廷，大量流入民间收藏，从而导致青铜器交易的合法化，出现了古物市场。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记载：“宣和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一些宋人或出于玩赏和研究的目的，开始对古青铜器加以收藏。

宋铜饕餮纹香炉
高 H 14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taotie"Pattern Censer Song Dynast(960-1279) H 14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考古图》列宋人收藏者，有河南文潞公、庐江李伯时等三十余家。但当时最大的收藏者还是徽宗皇帝，他收集的古青铜器达2.5万多件，特建宣和殿收藏，这是一所世界上最早、藏品又最丰富的青铜器博物馆。

宋铜火纹双兽耳出戟尊
高 H 39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Fire pattern Zun Song Dynast(960-1279) H 39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代宫廷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爱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并开始设立专门的礼器局以生产仿古器物。

宋铜双龙耳炉
高 H 20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ouble Dragon Ear Furnace Song Dynast(960-1279) H 20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人崇古、复古，宫廷中仿造的大量铜器，多以商周时期的铜器作模型，仿制水平较高，与古器无太大区别。然而与原器相比，宋代仿器显得神韵不足，缺乏商周时期青铜器所具有的雄伟、朴实、浑厚的气韵，形制多有变异，纹饰亦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仿造不像作伪，不必追求逼真，往往只求神似，有些仿器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文字等还有创新，体现出时代风格与特证：

第一，主要仿商至汉魏六朝青铜器。

第二，仿造器多种多样，大致有鼎、豆、尊、壶等，还有各种鸟兽尊，如牛尊等和新创造的羊凫尊，天鸡尊等（详见第56页藏器）。

第三，仿造水平较高，其水平与古器无甚大区别。但严格讲，仿器仍较古器粗拙。

第四，仿造器的形体一般较大，尤其与明清时代的仿造器比较更为明显，这时形体较大器种主要有鼎、尊、瓶、爵。青铜器外表也较洁净。

第五，仿造器上所表现的金属细工工艺很发达，如嵌错金银丝的觚，嵌金银片和松石的尊，鎏金豆等（详见第58页藏器）。

宋铜仿古天鸡尊
高 H 28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Zun Song Dynast(960-1279) H 28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南宋则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不但朝廷祭祀用器遵循政和新成礼器和《博古图》样式，还多次制定和颁布礼书用以指导州县的祭器制造。

宋铜龙纹鼎
高 H 23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ragon pattern Tripod Song Dynast(960-1279) H 23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除了官造仿古青铜器外，宋代文人使用的青铜器也有其独特的美感。“天下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从此句话可以体现宋代的文人惟文化有多重要了。宋代文人的生活理念是“清明寡欲”，就是说一个人能达到无欲无念，那就是最高境界了。

宋铜饕餮纹觚
高 H 33.5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taotie"Pattern Gu Song Dynast(960-1279) H 33.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所以宋代的文房用品大都以线条简练、内敛和不夸张，不过多的修饰和雕刻为美。如第62页藏品“宋铜回纹双竹结耳瓶”，它是以铜为材质，纹饰工艺考究但不夸张，它所带来的就是格调高雅、线条洗练、外观朴素的感觉。

宋铜嵌玉石双耳瓶
高 H 29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Jade inlay Binaural Bottle Song Dynast(960-1279) H 29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代吴自牧《梁梦录》卷十九中载：“俗谚云：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可见宋代人把这四件事作为生活的休闲是何等的高雅而又舒畅。说到烧香用的铜炉，陆游有一首“太平时”的诗：竹里房栊一径深，静愔愔。乱红飞尽绿成阴，有鸣禽。临罢兰亭无一事，自修琴。铜炉袅袅海南沉，洗尘襟。

宋铜双铺首兽面方罍
高 H 35.5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Animal face Square Lei Song Dynast(960-1279) H 35.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据宋代蔡绦记述：“太上皇帝(徽宗)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闲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闲物，非殊特盖亦不收。”

蔡绦的记述为我们再现了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古代礼器的偏爱之情，而“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也着重点出当时尚古尚的乃是夏商周的青铜器。

宋铜双兽耳尊
高 H 41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ouble animal ears Zun Song Dynast(960-1279) H 41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代的铜炉大致有两个方面的种类，第一种仿同时期瓷器的造型；另一种是仿制战汉青铜器的造型，宋仿炉在当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与当时盛行收藏青铜器的文化有关。北宋的吕大临还专门出了一本《泊如斋重修考古图》，收录古时青铜器二百一十件。宋代铜器工艺相比唐代的华丽繁缛，更显得质朴大方而典雅。

宋铜螭龙纹双兽耳尊
高 H 33.3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ragon pattern Double beast ears Zun Song Dynast(960-1279) H 33.3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代瓶的样式颇多，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最多的器型，大体可分成二类：一类是仿古的，如蒜头瓶、贯耳瓶、琮式瓶；另一类则是具有宋代特点的新造型，如直筒瓶、长颈胆瓶等。

其实在商周青铜器中，是没有瓶一说的。大凡宋代仿古瓶的祖型基本来源于三代器中盛酒的壶，也是受复古之风影响而产生的器类，如蒜头瓶、贯耳瓶、兽头双耳瓶等。之所以称之为瓶而不为壶，是考虑其功能有所变化，从盛酒器成为较为纯粹的祭祀供器或陈设用器。

宋代瓶也当插花之用，如蒜头瓶，这在相关文献中有特别讲到过。受复古风影响，贯耳瓶也是龙泉窑、哥窑、南宋官窑喜爱烧造的器型。琮式瓶仿新石器时代良渚玉琮，南宋时龙泉窑也烧制这种特殊瓶类，在四川彭州、遂宁与广安窖藏中都有出土过。总之，瓶的创新品种很多。

宋铜回纹双竹节耳瓶
高 H 23.5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Binaural Bottle Song Dynast(960-1279) H 23.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为什么宋代受推崇的铜器现在这么少？因为宋代闹了钱荒！货币危机之下，宋王朝迫不得已数度颁发“禁铜令”禁止使用铜器。

出现钱荒的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1. 宋代商贸发达，交易需用大量铜钱，并且税赋缴纳、军饷发放都是用铜钱；

2. 全社会风行用铜器，铜材用量太大；

3. 宋代铜钱就跟现在的美元一样，是硬通货，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量走私铜钱；

4. 宋代由于连年发生战争，朝廷制造铜兵器补充边塞。

宋铜钟鼎纹铺首罍
高 H 36.8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Lei Song Dynast(960-1279) H 36.8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史研究专家认为，民间窖藏铜币及私铸铜器盛行，是造成“钱荒”的直接原因。史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皇帝带头交出了御府铜器“千五百件”，送到了铸钱司。那年收缴的铜足有二百万斤。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宋代“铜禁”，是宋代朝廷为了保住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而采取的国策。

宋代“铜禁”除了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冶炼外，也禁止民间用铜，甚至哪怕是拥有铜器。大规模的铜器收缴在民间屡屡发生。为了彻底断绝私铸铜器，甚至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捕到为官家铸钱的钱监，后来在执行中，更改为只拘捕违禁的铜匠。整个国家的铜（后来扩大到锡和铅）开始集中应用于铸币。

宋铜兽首螭龙纹罍
高 H 39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Animal head Dragon pattern Lei Song Dynast(960-1279) H 39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不过，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铜禁”政策使得“铜器”成为了奢侈品。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得铸造精巧的各类“铜器”有了强劲的消费群体——文人士大夫。这些处于统治阶层的消费者，“铜禁”对于他们而言无伤大雅。商人不能合法购买原铜，于是将目光盯上了流通中的铜钱。据史书记载，偷熔铜钱以铸造铜器，可获利五倍至十倍。这使得民间私熔钱币铸造铜器更加有利可图，“铜禁”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宋铜双兽耳尊
高 H 37.5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ouble animal ears Zun Song Dynast(960-1279) H 37.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收藏笔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青铜器铸造业，无论是冶炼技术，还是产量都有一定的发展。从文献资料看，有的地区规模相当大，参与的人数常以万计。特别应提出的是，胆铜生产法在宋代进一步得到应用与发展。所谓胆铜法，简言之即自然界中的辉铜矿和黄铜矿，通过与水接触，“在细菌的作用下，就氧化生成硫酸铜，并溶解于水，就是所谓胆水，胆水遇铁，铁就把硫酸铜中的铜置换出来，生成硫酸铁和铜，于是铜就从胆水中沉淀出来，这就是胆水铜生产的基本原理。”

从宋代至清代，在铸造货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上，常常是用黄铜代替青铜。黄铜是纯铜与锌的合金，古籍内称其为“鍮石”，并说其颜色似金，锌称“倭铅”。黄铜的取得最初是因还没有发明冶炼锌，将纯铜与炉甘石放在一起冶炼而成。宋代发展起来的胆铜生产法是一项重要科技成就。

宋铜寿字纹爵
高 H 15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Jue Song Dynast(960-1279) H 1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以前的铜器，皆为铜锡铅合金的青铜器。宋代增加了锌，差异在混合比变化。锡的成份越大，铜质的灰色色泽越浅淡。后世仿青铜器含锡成分很少，而铅锌成分增多，铜色皆发黄。

①所仿古器物种类繁多，多以商周至汉代真器作模型，器形、纹饰等仿得相当逼真，但神气不足，缺乏原器的韵味。

②宋代制造的实用器一无铸痕，也无垫片。而仿古器一般连范痕、垫片都仿出（详见第65页藏器）。

③即使伪造青铜器上范土，也不如经过铸烧的范土坚硬。

④宋代制造的实用青铜器皆甚轻薄，而宫廷仿商周及汉代之器都显得厚重。但铜质粗糙发暗，无亮地子，有硬锈也仅是一层，显得浮薄。（详见第68页藏品）

⑤仿古器的圈足及口沿均圆滑齐整，尤其是圈足底沿无有向内的扉茬（详见第71页藏器）。

⑥仿古器纹饰的地纹都较模糊，如宋仿春秋时宋公戍钟制成的大晟编钟之地纹。

⑦仿古器在铭文铸刻方面相当认真，但无论刻字还是铸字，字口均比商周器铭浅。字体模糊,整体看来形似而无神（详见第64页藏器）。

⑧由宋代始，仿古器用松石沫烧上或作上红、蓝锈，或经过作旧，伪造成熟坑器物（详见第75页藏器）。

⑨仿镶嵌金银片、松石的古器物比春秋战国时的真器水平低，不平，挡手。（详见第58页藏品）

宋铜云纹出戟瓶
高 H 21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Bottle Song Dynast(960-1279) H 21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中外藏家及学者对宋元铜器的研究

一般而言，中国收藏界青铜器收藏特指夏商周三代青铜器，这种特指在中国大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收藏市场形成后才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政府限制青铜器的收藏和流通交易，青铜器收藏甚微，器物稀见，且鲜有人将其列为收藏项目。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以纽约、伦敦、巴黎等艺术品市场上，青铜器备受收藏者、古董商、博物馆青睐，屡屡创出中国艺术品交易天价。毫不夸张地说，私人藏青铜器主要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也因此导致了中国大陆忽视宋元以及中国晚期铜器的收藏与学术研究，基本形成了由民间收藏推动学术研究的局面。

宋铜螭龙纹双环耳瓶
高 H 21.6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ragon pattern Double ring ears Bottle Song Dynast(960-1279) H 21.6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1976年，韩国新安水域元代沉船打捞出水后，考古报告、文物图录陆续被发表出版，但学者们却侧重宋元陶瓷及贸易史的研究，2000年以后，沉船所载金属工艺品的研究才起步。2007年秋季，沉船上的金属工艺品在韩国海洋遗物展示馆以“新安船内的金属工艺”特展的形式展出，同期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公开出版图录、论文集，为研究中国宋元铜器、金银器提供了珍贵资料。

宋铜弦纹觚
高 H 23.5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Gu Song Dynast(960-1279) H 23.5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事实上，中外收藏者至上世纪70年代已涉足宋元明清铜器的收藏，王世襄、叶义、乌尔里希·豪斯曼（Ulrich Hausmann)、保罗·弗里曼(Paul Freeman)、休·莫斯(Hugh M.Moss)等人就是研究者。伦敦与香港市场，在中国宋元明清铜器收藏和研究上举足轻重，从1983年开始，这些地区的一些重要古董商、收藏者就开始举办铜器收藏专题展览。1983年保罗·莫斯(Paul Moss)在伦敦举办的“中国文艺作品的学者品味”《Documentary Chinese Works of Art in Scholars' Taste》展中，展品已经充分关注到了铜器的工艺价值。1984年，古董商迈克尔·伊夫利(Michael Eveleigh)及布莱恩·哈金斯(Brian Harkins)在香港举办铜器专题展览。休·莫斯在香港搜集铜器，1984年《香港国际古玩展》杂志详细记载了他与曾昭柱举办的胡文明铜器珍品展览。当时，诸如叶义、曾昭柱、蓝捷理、朱汤生等收藏界名家，经常聚集于休·莫斯处论道，他们推动了香港及海外市场的宋元明清铜器收藏和研究。

宋铜双兽耳方罍
高 H 39.2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Double beast ears Lei Song Dynast(960-1279) H 39.2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宋元明清铜器研究论文、著作数量稀少，直接影响了市场认可度。1989年，迈克尔·格德惠斯(Michael Goedhuis)编著的《中国日本的铜器》(Chinese and Japanese Bronzes)出版，对海外收藏者影响较大。罗斯·克尔(Rose Kerr)研究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馆藏品，对铜器有所述及。1993年，莫里(Mowry)博士对克莱格(Clague)收藏的铜器出版了研究著作。

宋铜长柄壶
长 L 26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Pot with long handle Song Dynast(960-1279) L 26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199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杜廼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发表《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概述宋元以降铜器出土及鉴定问题。2008年《文物》第4期发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久保智康的《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2008年，胡广俊编著《圣刘易斯艺术博物馆及罗伯特(Robert E.Kresko)收藏中国晚期青铜器》出版，是少见的宋元明清铜器专门著作。2013年，袁泉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刊发《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讨论——以炉瓶之事为中心》，就沉船上的瓷、铜仿古器物的产地、交易目的地以及用途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宋铜仿汉双铺首壶
高 H 31cm
北京格古瓷枕博物馆藏版权所有
Copper Imitation of Han Pot Song Dynast(960-1279) H 31cm Now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Gegu

当代私人收藏者的铜器鉴赏观

宋代《宣和博古图》以及《考古图》等著作和公私收藏、研究的兴起，是宋以降瓷器、铜器及工艺品仿古风尚流行之源。新安沉船出水的以金属器、瓷器为主的仿古容器，特别是铜器，为我们了解宋代铜器制作提供了珍贵的参照样本。学者袁泉指出：“这批特殊货船的器类主要包括鼎炉、壶瓶、觚爵之属，造型特征与纹样装饰既追摹古风，又不乏新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明代中晚期，文人士大夫已经相当重视铜器收藏及工艺、美学研究，屠隆《考盘余事》、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袁宏道《瓶史》、李渔《闲情偶寄》等著作中，对铜器的收藏、鉴别、陈设使用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对于宋元明清铜器的研究专著，至今依然缺失。换句话说，也就是宋元明清铜器的学术研究直今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中外收藏者反倒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借助拍卖和收藏，王世襄、乌尔里希、保罗、休·莫斯的收藏经验及藏品，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据保罗·莫斯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业界多视晚期铜器为陪衬装饰，仅为桌面或饰架之物，与高古青铜器比较，更显劣拙，粗制滥造，不值一提，莫论分析鉴赏。总体而言，晚期铜器，饱受鄙夷。”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在其所著《中国艺术的风格》(Style in the Arts of China)一书中，对宋元明清铜器也不屑：“生搬硬套之粗滥之物”。

对宋元与明代早期品类纷呈的仿古花瓶，更嫌其铜胎单薄，铸工粗糙，甚至认为年款亦属假造。实际上，这种观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乌尔里希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德国西市与友人共同经营家具修复工作室，由英国购入家具与工艺陈设，修复后在德国售出。一次前往英国伦敦购货时，“偶然于古董店内瞥见一青铜小瓶，曲线流丽，灵巧精雅，环饰凸棱，触感熟滑，包浆湿润。”由此开启了乌尔里希四十五年的中国铜器收藏之旅。乌尔里希曾撰文指出，“晚期铜器中，又以仿古铜器最常遭受批评，被认为乃模仿古代佳器之拙作，误解原器纹饰元素，单凭抄袭重组，难登大雅。对于此等批评，本人甚有保留。艺术家取旧时元素，按自身视野重新自由组合，或作修改，或加创作，实为理所当然，价值不容忽视。”

乌尔里希认为，“晚期中国铜器之研究，并非由博物馆或学术界所领导，乃由一众古董商与收藏家协力推动，开创新貌。”他从工艺技巧及美学角度，证实晚期铜器铜胎细簿，实显至臻技艺，并详述失蜡法的精准要求，以及铜器包浆的鉴赏意义。

中国收藏家非常重视藏品包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即有记述。乌尔里希认为：“部分修复专家及策展人认为铜器应当刻意清洗，务求今古器看来光洁如新，以吾所见，诚为遗憾。此举不但洗去历代藏者珍爱之情，令藏品惆然失落时间痕迹，现今赝品泛滥，再洗去年月证据，鉴别铜器真伪势将更为艰巨。赝品或可抄袭设计，假制包浆却极其困难，故而在美学基础与思古情怀以外，铜器包浆更可助于鉴辨。”

保罗·莫斯指出，“铜器之面层，可证明它既非数百年来埋没黄土、最近出土之古物，更非机器制成之滥作，而是一直备受用者珍重保存之雅器。古董收藏，以历代妥善保存及使用之珍品为尚，埋以墓穴之陪葬物品为次，尤宋代以降工艺为甚。此外，铜器面层蕴藏无名艺匠之个人风格及心血结晶。

中国艺匠观望良古美玉，感受表层生命流转，再施浮雕镂刻，铜匠亦然，甚至臻妙品，无论器皿铸像，表层皆触手生温。如此看来，明代铜器精品之美，并不次于上等犀角竹刻玉雕，而且更为内敛。”

新安沉船出水有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墨书及元代至大通宝铜钱(始铸于1310年)，学界普遍认为沉船沉没于14世纪前半叶。以新安沉船考古出水的铜器为参照物，再结合中国内地历年宋元窖藏、墓葬出土实物，可以基本呈现两宋至元的铜器面貌。

日本学者久保智康对新安沉船上的金属工艺品进行了大致研究，他指出船上铜器中有被日本人称为“唐物”的铜器，如“狮钮盖三足形香炉、四足方鼎形香炉、觚形瓶、贯耳瓶、蒜头瓶等，显然是从中国销往日本的商品，它反映了14世纪前后日本国内对唐物的嗜好。”这种嗜好实际上是指12世纪日本贸易活跃，其时宋朝以“九经”“五经”等夏商周三代经典作为科举考试内容。

由此，夏商周“三代铜器”的“考古”式教养逐渐在士大夫阶层和宫廷受到重视，同时儒、释、道三教中作为礼器使用的铜器样式正在不断发生巨变，“这些仿古铜器很快就成为佛教寺院的香炉、花瓶、烛台等供奉器物的样式，作为宋代社会的流行趋势，很快就引起了入学习取经的宋日本僧人们的重视。”另外，宋代上层社会流行的品香、插花、斗茶也流行于日本，沉船的器物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唐物的巨大需求。

中国学者袁泉从新安沉船出水的鼎炉、壶瓶两类数量最多的器类入手，结合中日考古出土物、传世藏品以及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细致到具体的器型、纹饰，比对物涉及福建南平窖藏、江西宜春窖藏、江西万安窖藏、海盐镇海塔、海宁智标塔、杭州浙大新村、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以及四川简阳墓葬窖藏、三台东河纸厂窖藏、三台南河路窖藏、江油大康乡窖藏、江油河西乡窖藏、江油彰明窖藏、江油厚坝镇窖藏、江油广安乡窖藏、大邑窖藏、巴中窖藏、剑阁窖藏等考古出土文物，对宋元铜器的收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袁泉指出，鼎炉类“仿古器物在造型上既追求仿商周鼎、鬲、簋，也取法汉鼎与博山炉，具体又可细分为香(熏)炉、三足鼎式炉、四足方炉、鬲式炉等类”;“新安沉船出水数量较多的壶瓶铜器计有温壶、投壶、贯耳壶和环耳壶四类”。沉船上的仿古器物主要作为供养之具和清赏之具，“出水仿古器类基本可在宋元遗迹中找到一致的类比对象”，而“宋元遗迹出土的仿古铜、瓷炉多数与日帝陈设、宗教供奉和民间丧祭活动相关，在佛道寺观、民间教团与士庶墓葬中往往充作‘香花供养’之用”。

“宋元遗址中一炉二瓶的铜器组合十分常见，名为三供”，另一类组合形式是“在一炉二瓶的基础上又增加蜡台两具，形成了香炉居中，其他四件左右排开的对称摆陈模式，称为五供”。“自宋以来，一炉二瓶的组合逐渐成为佛前香花供奉的主要样式”，“炉瓶组合有时也陈设于挂轴图案前，用作厅堂、书斋的装饰。”

袁泉认为：“在中国宋元遗存和日本传世及出土文物中，目前所见的13-15世纪的仿古炉瓶通常存在三供、五供、三具足、五具足、炉瓶三式等组合形式；这种仿古组合不仅用于寺社佛事，也用于装点贵族府邸；或供奉于宗教场所作香花供养，或陈设于厅堂书斋为文玩清赏。”

上述沉船、宋元遗迹出土实物，是研究宋元以降铜器的基础，对于收藏鉴赏、断代等学术研究意义重大。2007年前，收藏界对宋元明清铜器鉴别的流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制作工艺相对粗糙者看成是早期铜器，工艺相对精细者则断为后期或者是清三代制品。事实上，从新安等地的出水、出土实物看，宋元、明代也有相当精细的铜器。

另一种是以铜器的器薄程度断代，流行的看法是器薄、体轻的铜器制作粗糙，多为后期制品。而就铜器的范模工艺而言，越薄的工艺制作要求越高。

近十年来民间收藏、拍卖市场上交易的宋元铜器极为少见，大致有供养器、陈设器、赏玩器等几类(实际上是因标准器稀少，收藏人对宋元铜器缺乏认识)，而且其铜器的制作工艺也与常人想象的粗糙相反，宋元铜器实际上器型、纹饰精美、制作精巧，很多被行家断为后期制品的铜器，都应该重新评估。

察合台汗国（1222-1683）是元代四大汗国之一，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依其领地扩建而成。最盛时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包括阿尔泰至河中地区。

察合台汗国初期有的仍信仰祖先的萨满教，有的则信仰佛教。然而，在其统治的中亚地区是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地区，虽然察合台汗国坚持成吉思汗的扎撒，对所有宗教采取一律平等的政策，但统治者与大部分民众的信仰不同，仍会导致汗国统治与管理上的很多麻烦。

察合台汗国便进行了伊斯兰化改革，这看似是宗教问题，其实是汗国可汗们通过皈依伊斯兰教，加强了汗室和民众的联系，从而加强了汗权，实现了汗国的集权化。所以察合台汗国的蒙古文化里融入了大量的伊斯兰宗教和文化元素。

“元银伊斯兰人物花卉纹盾牌”便是察合台汗国当时贵族使用的银质盾牌，盾牌正面为银质盾面，上面镶嵌和雕刻有伊斯兰风格的花纹和文字，银质盾牌的背面则铆有一层铁质盾层，用以加强银质盾面的强度。